回想起来，我们读章太炎的书，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世界，其实有着很深的因缘，切关于我们与时代相缠绕的生命成长。
我们出生于1970年前后，在80年代后期上大学，正赶上伴随改革开放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和“文化热”，19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持续至今的“国学热”，其实都是自晚清以来第三轮文化的“中西古今之争”，而文化的“中西古今之争”，其实是以思想文化论辩表达出来的对中国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其实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论争。人生启蒙的青春时代处在这样的思想氛围里，可想而知，我们将越来越自觉地体认到中国近代以来数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宿命。
90年代中后期，我们完成博士学业进入学术工作岗位，都选择了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市场经济的改革继续深入，经济形势的发展真是蓬勃，周围同学朋友要么出国，要么去南方“下海”，进入外企和合资企业工作的同龄人拿着让我们咂舌的月薪。面对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80年代站在启蒙立场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丧失了现实能指性。苏东剧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波诡云谲，中国改革开放也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国社会开始产生新的分化和矛盾，知识思想界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的不同阵营……就是在这样一个稳定发展而变化剧烈的时代，我们完成了两个思想上的转变，一是重新认识确立文化主体性对于中国现代文明和国家发展的首要性，一是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道路的正当性，这两个“重新认识”是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互为条件的。如今，说出这两个“重新认识”似乎成了对主旋律的接受，但事实上，这一思想认识得自我们三十年人生一步一步的摸索探求，有认真的迷茫困惑，有认真的体会领悟。
展开剩余87%这一思想转变使我们意识到，要自觉反思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并确立的那些认识、评价、阐释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框架，以超越“五四”的文化立场，重新“创造”传统，重建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我们认为，这样的学术工作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不是能从根本上具有一种“文明”的意义，是不是能够重新安顿中国人的生活和意义。当然，首先是安顿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意义。我们是那种对于自己要怎样生活必须有一种思想主张的人，这就使我们的人生和学术工作与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有机联系，走上了与时代相纠葛的漫漫求索之路。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史学史，主要阅读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中国文化以经史之学为本，我希望能以“史学”为途径，真正进入古人的思想、精神世界，实现古与今的对话和沟通。我总感到，我们习惯于套用各种西方现代理论和观念去诠释古人，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变成各种西方现代理论和观念的萌芽胚胎，具体到中国史学史，则主要是用实证主义科学历史学的若干标准去寻找和摘取中国古代史学与之相似的思想因素——这其实就是自中国文明现代转型以来，“中”与“古”在“西”与“今”面前的基本存在状态，这种诠释和评价对“中”与“古”其实构成了一种遮蔽和扭曲。
因此，我回到晚清，返回中国学术与文化现代转型的起点，试图考察在晚清时代，那些扳道夫式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再造文明”的意图下重新解读、阐释、结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在新的现代文化境遇下重新进行自我“创造”。我开始系统阅读近代学者的论著，在读到章太炎的时候，思想上受到强烈震撼，说“醍醐灌顶”毫不为过。鲁迅尊他的老师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对于章太炎之为“革命家”，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他在精神、思想、观念上搞了全面的深刻的革命，颠覆了整个传统的“政教学术、礼俗才性”，而且，章太炎的这场“文化革命”标志着整个现代中国文明的思想深度和高度，意义真是深远。侯外庐称赞他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糅合而成一家之言，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确乎如此，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康有为气魄宏大，而章太炎哲思深邃，具有超越时代的启示性价值。
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复兴之势，“国学热”久兴不衰，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浮现出来的章太炎形象，可谓“革命家”淡出，“国学大师”凸显。2017年9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新版《章太炎全集》出版座谈会，其主题就是“传承太炎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使我想起钱穆所写关于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余杭章氏学别记》，写于1936年章太炎去世后不久，文中说：“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其惟在太炎乎！”1978年，钱穆又写了一篇《太炎论学述》，文中却说，章太炎崇信的佛学其实乃是一种哲学观点，“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居然用了“怪诞”这个词！他又说，章太炎的“国学”运动“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在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温情与敬意的钱穆看来，章太炎立论是如此之怪，如此之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以一种特别的眼光来看待章太炎的“国学”“国粹”。
林少阳有一部关于章太炎的研究著作《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这个题目特别好，鼎革以“文”，说出了章太炎已经在学术思想层面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颠覆性的革命。根据一般观点，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渐兴，胡适号召“整理国故”，真正站在了现代文明的立脚点，以现代文明为标准重新衡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五四”以后，晚清国学的代表人物如章太炎就落后于时代了，变得“保守”“反动”了。对于章太炎乃至晚清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有一个二分法的模式，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把前期思想奉为先驱、进步，把后期思想谥为保守、落后。但事实上，章太炎的“国学”根本就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乃至文化系统的激进重构，其激进程度绝不在“五四”诸子之下，“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正好点出了章太炎思想集“激进”与“保守”、“革命”与“传统”于一身的特点，特别贴切地表达出作为晚清思想家的章太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经过章太炎激进重构的“国学”或“国粹”乃是中国文明寻求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一块重要的思想基石，而这块思想基石的核心，正是他那融会了德国古典哲学、现代哲学、佛学、老庄之学的“唯识学”和“齐物论”，即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章太炎的哲学有着一种极其彻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其矛头一面指向传统社会的三纲六纪，猛烈摧坏儒家教义，一面指向西方现代性的一切观念建构，对“五四”诸子服膺的启蒙价值和进步史观痛下针砭，皆所向披靡。正如汪晖指出，作为一位中国现代思想家，章太炎最能体现中国之“反现代的现代性”。
他的哲学几乎取消了一切“名言”也就是一切意义和价值观建构的真理性，在章太炎那里，所谓“普世价值”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理性的虚构，他不但否定实体化的“公理”“普世价值”，还否定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对立，这样的认知模式正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霸权的思想根源。但是，章太炎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正是从彻底的“否定”出发，破除人们对于实体化“真理”“普世价值”的迷信，转而去肯定了这样一种信念：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文明都应立足于自身的生活世界，也就是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主体性地追求价值自立和自足。章太炎否定所谓“普遍性”和“公理”，为的是肯定“自性”，即个体的自性和文明的自性，他肯定的是从自己本心个性出发的自我超越、自我发展。他把文明分为两类，一类“能自恢彉”，一类“仪型他国”。他寄希望于中国、印度这样久大古老的文明，能根据自身悠久历史演化积累起来的文化“自性”，走出一条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为现代文明指示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新前途，而不要像日本那样只能模仿复制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继续走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迷途。他所期盼的“齐物”平等的世界，关键是“无正色、正味”，每个个体、每种文明都能根据自己的本心个性充分发展，形成差异，互相补充，互相需要，构成整体。章太炎的“齐物论”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对自由平等之启蒙价值深刻而独特的阐发，他的“齐物”平等的世界，既不是一元论的普遍主义，也不是多元论的相对主义，而是具体个体和具体文明的历史的价值自主性的真正建立，是“自贵其心”，以“心体”为“真如”，“依自不依他”，面对一切教条自我解放，自作主宰而充量发展，这就是“尽性”，这就是“能自恢彉”。章太炎的“唯识学”和“齐物论”确实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确立了哲学的精神和原则。
1950、60年代，战后日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组成“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会”，他们对中国革命持肯定的态度，并将之作为反省、批判日本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为此，他们不满足于跟踪中国革命的现象层面，而是回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以探求“新中国”的思想根源，他们找到了章太炎以及晚清思想。近藤邦康把章太炎得自佛教唯识学的“无生主义”诠释为一种“无限革命”的思想，并以此解释何以章太炎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指向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西顺藏更是指出，章太炎在裂变时代中生发出的对世界之“无”的本质的自觉、他的“无生主义”的理想，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与毛泽东“人民革命”理论有着思想上的关联和精神气质上的相通。正是在章太炎身上，这些日本学者深刻意识到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左翼革命的“传统”根源。这是一种对中国革命极具象喻性的理解：正是立基于“国粹”，章太炎从中生发出彻底否定和无限革命的思想；正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底层内部，召唤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人民。正是以章太炎为媒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革命”与“传统”的有机辩证关系：中国“革命”有着深植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厚根基。
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又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正在谋求重建一种能行之久远的社会、文化、伦理秩序，在这个时代，章太炎思想特具魅力之处，正是那种“革命”与“传统”贯通、“激进”与“保守”并存的结构和性格。1944年，侯外庐于章太炎逝世不久写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他敏锐地意识到章太炎思想与中国左翼革命思潮之间有着内在相通的关系，他深刻地指出，章太炎思想既具有极保守的性格，也具有最革命的倾向，这“同时也就在原则上说明了五四以来，新人与旧人的若干尖端的代表者，同时出现在章氏门下的逻辑方面的理由”。中国革命不是仪型他人，亦步亦趋地作西方的学生，同时又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中国文明传统一次伟大的“无中生有”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创造。这是中国革命的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章太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整个晚清思想界，对于今天来说，都可能蕴含着巨大的思想能量。这种思想能量，来自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思想，总是试图立足传统去开辟既属于中国自己又适应并引领世界潮流的“现代性”。而这种努力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张力，始终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内在主题。
章太炎否定实体化的“公理”和“普世价值”，否定“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对立，否定所谓普遍的现代化道路，当然就要否定作为普遍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根基即直线“进步史观”。他针对直线进步史观，提出“俱分进化论”。他论述说，“我慢”心带来生存竞争，而生存竞争导致文明、社会的进化，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进化发展的根源更在于人性之“恶”，所以“善”进“恶”亦进、“乐”进“苦”亦进。现代文明的发展把创新、发展、进步本身当做根本目标和根本价值，这根本就是人类被“沉溺蛊惑”所催动，无限制地追求幸福和生存价值的实现，这实在是令人“忧荻如疾首”。在章太炎的辞典里，“幸福”“进步”并不是美好的词汇：“以善恶言，求增进幸福者，特贪冒之异名。”“日进不已，亦惟是扩张兽性。”他期勉当代人类能自断“其追求无已之心，使归安稳”。五四思潮洋溢着乐观的进步主义和科学主义，但章太炎却正如坂元弘子所说，“一直带着某种对生的悲观”。他对人类历史前途有一种根本的悲观意识，或者说对历史本身感到绝望，根本否定人类群体的历史发展能达到什么光明美好之境，所以，他根本不把人生的意义寄托于未来的黄金世界。汪晖就曾指出，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批判不但针对了现代的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更是拒绝将个体的生存意义与群体进化进步的历史进程相联系，这使得他对现代性的批判达到了同时以及后代中国思想家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彻底性。
章太炎拒绝将个体的生存意义与人类群体的进步历史相联系，这一否定内蕴着对个体性最强有力也最根本的肯定。照亮现实的光明根本不在未来的黄金世界，而在于每一个生活在现在的个体身上，就在“我”的身上。这一思想被鲁迅所继承，鲁迅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又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作为“中华民国”这个名词的发明者，章太炎倡言“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又说“至德者，惟匹士可以行之”。真道德不为传统习俗所缚，不为社会压力所制，不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不以时代潮流所转移，独行其所自是。章太炎所表彰的“至德者”，绝非那些造成一代风气的命世大儒，而多出自历代史志之《独行传》《逸民传》，如管宁、陈仲者流。“大抵成气类则伪，独行则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特别表彰中国文化的隐逸传统：“纯德琦行之士，无国无之，而苦行艰贞，隐沦独善者，固中国所长也。”章太炎之孙、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章念驰先生2022年向杭州仓前镇太炎故居捐赠大批珍贵文物，又把国家的巨额奖励用于资助章学研究。2023年8月1日，我们在念驰先生资助并参加的章学工作坊期间，有幸瞻仰到章太炎手书篆体“子其艰贞”的条幅，念驰先生的作为正是对乃祖“子其艰贞”之精神的继承。
于1913年幽禁中所写《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提出一种“自有其中流成极”的人格理想，意思是，为人不可追求伟大非常之功业，也不必向慕有用于世，更不要崇拜英雄豪杰，而是要“能当百姓”，不离“百姓当家之事”，有一份足以维持经济独立的生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依附不屈从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一切“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奇节至行都建立在这一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儒家有人人皆可以成尧舜的理想，而章太炎说的是人人皆可以成“超人”。他曾说过，如果人人都懂得“凭你盖世的英雄，都不能牢笼得人，唯有平凡人倒可以成就一点事业，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时候了”。这么深刻的个人主义和平等思想，也是中国近世思想家鲜有论及的。
而这样一种“自有其中流成极”的独立人格，乃是以“学者”为典型的。1908年，章太炎针对一些革命党人批评他提倡佛教，在《民报》上发表《答梦庵》一文，他说，中国早在秦汉之世就消灭了封建制度，世袭的贵族阶级和严格的等级制度日渐消亡，社会趋于平等，有较大的社会自主空间。中国人历来尊崇不事王侯的隐士逸民，这样的人能以学术自树立，不为一时的权势服务，却传承文化命脉，在民间社会树立道德榜样。这样的学者堪称“为国民作潜势力者”：汉土自嬴政以来，藩侯绝迹，阶级既平，民俗亦因之大异，所以为国民作潜势力者，不在朝市，不在庠序，而在蓬艾之间，故陋巷亡而王迹熄。章太炎对大群的关怀终究落脚到个体所具之“自性”“至德”，落脚于人的主体性。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乃是文明的根基，也是文明的目的。走出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的主体性，其根本在于人的主体性。而树立人的主体性，正是整个人文学科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文学科无用之大用。
愿中国人民永葆“能自恢彉”的强韧心力，让中国文明在任何历史境遇下都能生生不息，愿我们自己直面人生的幸运与不幸，永葆“子其艰贞”的贞定精神。
“菿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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